中新网6月22日电　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潘国驹日前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撰文指出，最近不少亚太区国家都在深入讨论高科技与外来人才的问题。随着亚太国家经济崛起，人们也开始关注如何提升科技水平，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接近甚至赶上美国和欧洲。文章摘要如下：

　　笔者不时在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以及一些研究机构听到年青的新加坡科技专家有一些埋怨，时常感慨自己是二等公民。这些年青人完成国民服役后，在英美最顶尖大学取得本科和博士学位，而且有博士后的经验，回到自己祖国服务时却觉得申请经费、升级等都不太容易。这种感受对今后吸引新加坡优秀青年回国有一定影响，值得当局重视。

　　高科技大略可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技术以及产品比如电子工业、电脑等；另一方面是基础科学，例如数学、物理、生命科学等。

　　过去20年，一些亚洲国家采取了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来加快促进高科技的发展，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新加坡都有类似的政策。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做法都有差异，本文将分析几个不同国家在吸引科技人才方面的经验和面对的问题。

　　韩国的非韩裔人才渐增

　　韩国在发展高科技产品方面的成就很大，无论在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等方面都有惊人的进步。它的工业成就与推行高科技研究和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首先是教育的普及，加上一大批从北美回返韩国的专业人才，再配合了韩国人刚毅的民族性，这些因素促进了韩国的工业起步。

　　不过韩国政府仍深切了解到，如果要进一步提升科技水平，甚至保持现有的工业水平，便急需最高水准的科研人才和大学教育。

　　200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罗伯特·劳夫林( Robert Laughlin)受委为韩国科学技术院的校长，试图改革科技教育。他在推行改革时，遇到教职员的阻力，结果两年内就辞官归故里。

　　韩国政府于是找来了解韩国国情，熟悉美国科技教育体系的徐南杓，出任韩国科学技术院校长。

　　事件的前因后果值得亚太国家科学、政治领导人好好分析。当然，韩国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年青的非韩裔人才人数也逐渐在增加，并且与国际科学界有更好的挂钩。

　　中国开始重视人才引进

　　中国的外来人才政策有不同的经验，改革开放30年来，高科技有惊人的进步。近年中国开始重视人才的引进，但却以海外华裔为主。中国是一个大国，需要大量的世界级的科技人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再加上教育政策的开放，也不断的以高薪吸引海外科技人才。

　　中国不少顶尖大学研究院也聘请了海外的著名学者为全职的大学教授，如杨振宁、林家翘、陈省身、姚期智、饶毅、施一公等，也聘请世界级学者为短期的兼聘学者，如李政道、丘成桐、田刚、鄂维南等著名教授。

　　根据了解，中国的人才吸引方面，全职教授的作用比较大。总的来说，短期的访问教授对中国的科技和高等教育发展还有些磨合的问题。目前，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外来的非亚裔人才还不是那么多。非亚裔人才多投身在中国的商学院及金融方面。比如北京的清华大学，就有一些很杰出的非华裔学者。

　　新加坡应倾听年轻人心声

　　新加坡是一个新兴国家，人口只有400多万，也是多元种族的社会，经济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在发展高科技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吸引外来人才。

　　新加坡可以说是亚太地区内吸引亚裔和非亚裔的外来人才比例最高的国家，尤其是非亚裔的人才。这些外来人才不少是占据领导地位，这是本地大学和研究机构近来的新现象。

　　这种现象有积极及正面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笔者不时在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以及一些研究机构听到年青的新加坡科技专家有一些埋怨，他们时常感慨自己是二等公民。

　　这些年青人完成国民服役后，在英美最顶尖大学取得本科和博士学位，而且有博士后的经验，回到自己祖国服务时却觉得申请经费、升级等都不太容易。

　　这虽是一些“怨言”，但这种感受对今后吸引新加坡优秀青年回国有一定影响，值得当局重视。

　　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感情。历史上有很多显著的例子，说明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感情对科技发展有重大作用。

　　比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为了祖国的科技放弃了在美国所拥有的一切荣华富贵，冒险回到了中国。前苏联诺贝尔奖获奖人、犹太裔朗道(Landau)，为了国家而愿意留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工作，不愿远去欧美。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政府在吸引人才的同时，也很应该照顾新加坡年轻人的期望和他们的利益。(作者：潘国驹，系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顾问、报业集团华文报咨询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