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余：我早就理解了父亲

　　“卖子救国”的当事人——赵超余（原名郑社义）目前已是67岁的老人，头发苍白，面容有些憔悴。　　

　　赵超余（原名郑社义）小时侯。在他出生３个月后，父亲郑潮炯将其卖给了一户赵姓人家，换回８０元捐给了祖国抗日。

　　29年后迟来的重逢

　　新加坡的战乱结束后，郑家的生活恢复了平静。郑潮炯卖咸鱼，钟彩合卖水果，夫妻两人重操旧业，以做小买卖度日，家里生活仍然非常艰难。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郑潮炯和钟彩合忍不住想起被卖掉的儿子社义。“社义还活着吗？他现在多大了？长成什么样子？”夫妻两人按奈不住思念，在山打根、新加坡等地四处寻找社义的下落。经过打听得知，社义跟着养父母在抗战前离开了山打根，但去向如何，却不得而知。

　　盼子心切的郑潮炯在1964年10月给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写信，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65年2月，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回信，并在信中详细介绍了社义的情况：郑社义现年25岁，改名为赵超余，他养父在抗日战争时期侨居山打根，并在山打根去世，他由养母带回原籍已有20年左右，并于1964年底结婚。

　　很快，郑潮炯夫妇就和社义取得了书信联系。得知儿子一切安好，钟彩合和丈夫恨不得马上见到儿子，由于种种原因，这场特殊的见面拖到了1969年。

　　后来，郑潮炯和住在新会的弟弟联系上，夫妻就决定把见面安排到了新会。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们分别了整整29年，社义已经是29岁的大男人，长得和我丈夫简直是一模一样。我们没有拥抱，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无声的泪水不停地流……”镜头里，钟彩合回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时，热泪盈眶，声音颤抖。

　　“我听到了社义叫我们‘爸爸’、‘妈妈’，我看到了社义的妻子和两岁的儿子。我丈夫很激动，但是没有哭。社义有些怨恨地问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卖掉他？面对孩子，我们再次向他解释当年的原因。其实是真的舍不得呀，但是，没有国哪有家呢？”

　　钟彩合说，社义告诉大家，赵家原有一个女孩，比他小。跟随养父母后，社义更名为赵超余，一家人从山打根移居到北婆罗州。不久，养父在战乱中被日军打死，养母带着他和妹妹回到中国，在老家肇庆定居下来。后来，养母告诉他不是自己亲生，而是抱养的。不久，养母也去世了，8岁的社义和妹妹由赵家二婶收养。1960年，社义光荣入伍，成为一名解放战士，在广东河源某炮兵部队服役5年，并荣立三等功。退伍后，分在肇庆农机厂当工人，并与同村一位姑娘结婚，生了个儿子。

　　看着历经坎坷和磨难的社义有了归宿，郑潮炯和钟彩合多年悬在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来。

　　钟彩合回忆，认回儿子的郑潮炯并没有给社义更名换姓，坚持用“赵超余”，钟彩合说，既然双方有约在先，就应该尊重养父母的权利。此次见面中，郑潮炯还给社义的大儿子取名郑卫国。后来，郑社义又生3个孩子，郑潮炯一一取名为“赵卫家”、“赵国强”、“赵国龄”。

　　钟彩合说，郑潮炯的爱国热情毫不隐藏地体现在两代人的名字上，郑社义一辈的男孩，全用“社”字辈；而郑社义的孩子，郑潮炯则用“卫”字辈和“国”字辈，言外之意是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郑潮炯言传身教的爱国主义教育下，郑家从上到下，都十分爱国爱乡。

　　回到新加坡后，郑潮炯动员其他孩子，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寄给社义，寄给郑卫国等人读书，支持社义一家的生活。

　　1984年2月，80多岁的郑潮炯离开人世，临终前对社义仍然念念不忘。钟彩合不忘丈夫的嘱托，先后７次回国探望社义，并且每次都带上郑家第二代、第三代。

　　“我早就理解了父亲”

　　事隔多年，被卖掉的儿子赵超余现在下落如何？他“原谅”父亲当年的义举吗？带着这些问题，8月4日下午，华博馆筹建办一行人，在赵超余的大儿子赵卫国的带领下，带着摄像机来到肇庆市睦岗镇塘尾村，找到了赵超余。

　　记者从拍摄回来的录像里看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赵超余已经是67岁的老人，头发已苍白，面容有些憔悴。赵超余的太太告诉大家，现在赵超余的身体状况很差，但是听说江门华侨博物馆要拍摄父亲“卖子救国”的故事，便毫不犹豫地答应大家的采访。

　　从出生3个月被养父抱走，到1969年与亲生父母生离死别的重逢，赵超余一直对自己的身世无法释怀。“你现在原谅你父亲了吗？”面对大家的再次提问，赵超余却是一副坦然的表情，嘴里重复着郑潮炯当年的那句话：“没有国，哪有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我早就谅解了父亲的做法。”

　　“8岁那年，我和妹妹随养母回到肇庆。一天，养母突然告诉我，我不是她亲生，而是抱养，我心里一惊，眼前一片茫然……”赵超余开始用平静而缓慢的语速，向大家娓娓讲述他曲折的故事。

　　“养母告诉我，我原来姓郑，叫郑社义，是养父和养母在山打根生活的时候抱养的，然而，亲生父母是什么原因把我送给赵家，养母不知道。”于是，神秘的身世成为了赵超余从小就困扰在心底的“谜”。后来，养母去世，赵超余以为身世之“谜”从此消失。

　　1965年初的一天成为了赵超余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已经成家的赵超余正在县里的农机厂车间里工作，突然，肇庆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找了到了他。

　　“公安局的人问我原名、出生地点、出生年月……我一一回答。接着，对方告诉我，亲生父母正在找我，他们现在在新加坡生活……”赵超余告诉大家，他万万没有想到，失去了25年音讯的亲生父母正在四处寻找他的下落，这让他的心情再次陷入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境地。

　　是激动，还是惊喜，抑或怨恨……种种滋味萦绕赵超余的心头，直到现在，他都很难解释当时的心情。“后来，得知父母和兄弟们的通讯地址之后，我专门写了一封信寄给大哥，质问父母：这么多兄弟姐妹，为什么不卖他们，偏偏卖的是我？我还附上了我小时候的照片。父母回信，解释缘由，但是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他们。”

　　“1969年，我带着妻儿来到新会的叔叔家，和亲生父母见面。分别29年了！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母，我内心百感交集。叫了声‘爸爸’和‘妈妈’后，看着妈妈不停地流泪，我也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当我再次问父母，为什么把我卖掉，让我的人生变得如此坎坷？爸爸一再解释，没有国，哪有家。我仍然是难以接受。”

　　“随着岁月和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了父亲的心。是呀，没有国，哪有家。父亲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市民，但是他为了帮助国家抗日，不顾自己家人的骨肉分离，尽了自己的努力，这在他们心中无也是非常不好受的。父亲和母亲的爱国思想至今还深深地影响我们家的下代人。”